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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案说法

宁夏通报6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日前,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了6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永宁县公安局部分派出所民警、司法局部分干部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和失职失责问题。永宁县望洪镇和城关镇派出所民警麻某某、许某、胡某、李某4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接受吃请,为永宁县伍永涛等22人黑社会性质违法犯罪活动通风报信,并纵容、庇护伍永涛涉黑团伙犯罪组织,分别被给予政务降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不同程度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时,城关镇派出所所长何某某、教导员张某某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李俊镇派出所副所长尤某,李俊镇司法所前后两任所长吴某某、吴某兵,城关镇派出所民警任某某,调解中心主任李某某、调解员高某某工作失职失责,8人均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灵武市马家滩镇西三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马学林参与恶势力犯罪活动问题。2015年7月,马学林安排村民阻挡正在为辖区方家庄电厂道路硬化工程运输水稳料的8辆工程车96个小时,造成8车水稳料凝固报废和工程停工。2018年1月,马学林安排村民3次对速腾达公司运煤车辆进行阻挡,导致方家庄电厂取消了与速腾达公司10万吨煤炭的运输合同,给速腾达公司造成较大经济损失。马学林纵容并直接参与涉恶势力犯罪活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依法罢免村委会主任职务,于2019年2月被灵武市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石嘴山市看守所部分民警涉黑涉恶腐败和失职失责问题。2015年12月,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王海被批准逮捕,羁押期间,石嘴山市看守所民警董某某、史某某、李某某、刘某某、李某峰收受王海亲属高档烟酒,接受宴请、住宿安排,利用职务便利将有关合同等文件材料带入监室,帮助王海与其亲属之间传递房产买卖信息,影响恶劣。董某某、史某某、李某某、刘某某、李某峰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撤职、留党察看等党纪政务处分。石嘴山市看守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张某某,看守所党支部副书记、政委张某,看守所副所长曹某,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支队长朱某,因失职失责,对民警疏于教育、监督和管理,均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乡山水沟村村委会原主任丁小平参与恶势力犯罪团伙问题。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丁小平任山水沟村3队队长期间,参与王金玉等人恶势力犯罪团伙,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和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交易数额150.5万元,两次参与王金玉恶势力犯罪团伙阻拦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施工。2017年6月,丁小平任山水沟村村委会主任期间,指使王金玉恶势力团伙以索要征地补偿款等为由组织郭家桥乡山水沟村群众参与对国家重点项目施工现场阻拦、闹事,严重影响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扰乱了社会秩序。丁小平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责令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于2019年3月,被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青铜峡市公安局邵岗镇派出所部分民警充当恶势力犯罪团伙“保护伞”和失职失责问题。青铜峡市公安局邵岗镇派出所民警卢某某、田某某、岳某、摆某某、杨某等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取胡振军等涉恶团伙财物,为其开设赌场提供保护。2018年12月,卢某某、田某某、岳某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等党纪政务处分,卢某某、田某某、岳某、摆某某、杨某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邵岗镇派出所党支部原书记、原所长刘某某失职失责,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撤职处分。   海原县曹洼乡白崖村马正山恶势力团伙背后部分党员和公职人员失职失责问题。2010年至2018年,以马正山为首的恶势力团伙,利用宗族势力,采用聚众造势、诋毁威胁等软暴力手段,多次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干扰村“两委”选举,操纵村级事务、把持村级基层政权,致使白崖村基层组织建设长期处于瘫痪状况。2019年3月,马正山因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伪造国家公文、印章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3万元。白崖村党支部原书记马某某,海原县法院原党组成员、审委会原专职委员张某某,曹洼乡党委副书记、乡人大副主席马某友,曹洼乡党委书记周某某,曹洼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罗某某,海原县民政局老龄委主任马某,海原县海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高某、海原县住建局工作人员马某明,海原县残联副理事长杨某、工作人员田某等10人因失职失责,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开除党籍等党纪政务处分。另有8人因失职失责受到通报、诫勉等问责处理。   在以上6起典型案例中,有拦路设卡、横行乡里的“村霸”,有为恶势力通风报信、帮助逃避处罚的“警伞”,有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的“庸伞”。这些行为不仅客观上助长了恶势力坐大成势,还滋长了歪风邪气,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污染了当地政治生态,啃食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必须严厉打击、严肃惩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强化政治担当,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切实做到“三个绝不放过”,即对涉黑涉恶案件背后“保护伞”“关系网”没有查清的绝不放过,对背后腐败问题没有查清的绝不放过,对失职渎职问题没有查清的绝不放过,以“破网打伞”实际成效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详情]

  • 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者能否获得经济补偿金?

      某公司从2017年3月开始筹备运营,2017年4月2日,李某进入该公司从事文员工作,双方约定月基本工资为3000元。因为种种原因,2017年12月1日,该公司才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工作期间,该公司经常拖欠李某劳动报酬。   2017年11月5日,李某以该公司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2017年11月17日,李某向人事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提问: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能否获得经济补偿金?   【律师解答】   尽管李某与某公司不能形成劳动关系,但双方存在事实用工关系,李某对此并无过错,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其理应享受经济补偿待遇。具体理由如下:   (1)劳动关系的成立   劳动关系有三个构成要件,即主体适格(包括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内容合法。建立劳动关系应该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否则,可能会形成事实用工关系。   所谓事实用工关系,即因劳动合同无效(即主体不适格、意思表示瑕疵、内容违法之情形)所形成的事实上的用工关系,此种关系发生在劳动领域,双方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且存在人身上和经济上的从属性。基于从属性劳动的存在,事实用工关系不应纳入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之中进行调整,而应以具有倾斜保护劳动者功能的劳动法进行规制,适用劳动法特有的经济补偿、经济赔偿等制度。   (2)事实用工关系也适用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93条的规定,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实际上即是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工单位,其与劳动者之间因主体资格不符不能形成劳动关系,双方系事实用工关系,但是,该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在规定的情形出现时可以获得经济补偿、赔偿金。也就是说,并非只有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劳动可享受经济补偿、赔偿等待遇,事实用工关系也可以在一定情况下适用,但此种适用必须建立在劳动者无过错或者用人单位存在过错的前提下。   本案中,在李某入职期间,某公司尚未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属于违法用工。但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事实用工关系,对此,用人单位存在过错,而劳动者无过错。因此,李某以某公司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此种用工关系,参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第93条的规定,其可以获得经济补偿。 [详情]

  • 个体工商户试图注销登记 来免除法院管辖? 法院:事先约定管辖有效

      2013年1月6日,某建材有限公司(甲方)与某文华机械设备经营部(经营者卢某,乙方)签订《产品销售服务协议》,双方约定:“由文华机械设备经营部为某建材公司提供变频无负压供水设备……双方若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合同签订后,某文华机械设备经营部与2019年4月2日登记注销。现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纠纷,卢某向其住所地法院起诉   提问:约定管辖会不会因为个体户注销而使得约定管辖无效?   【律师解答】   不会,约定管辖法院仍对该案件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已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约定,虽然某文华机械设备经营部注销,但其不影响其约定管辖约定的有效性,因此,双方约定的管辖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具体理由如下:   一、约定管辖符合法律规定   约定管辖,又称协议管辖,是指双方当事人就解决争议事项协议约定管辖法院进行处理。约定管辖意思表示要求书面、明确、唯一,同时当事人只能在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原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中选择一个法院管辖,且不能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且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因此,双方约定管辖条款属有效条款,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管辖内容选择法院处理纠纷。   二、个体工商户注销并不影响约定管辖效力   某文华机械设备经营部符合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模式,属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的注销,是其作为商事主体在法律层面上消灭的一种状态。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12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不再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因此,个体工商户注销后,其权利义务的主体就变更为其经营者。且双方约定的管辖法院不因个体工商户的注销而无效。   首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约定:双方若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且合该同中已明确“乙方”为“某文华机械设备经营部”。因此,合同中约定的由“乙方所在地法院”应认定为某文华机械设备经营部注册登记地法院。   其次,约定管辖条款协议是以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就本案而言,双方约定的管辖法院在前,个体工商户的注销在后,若简单的将个体工商户的注销认定为导致为双方当事人约定管辖无效或者应由卢某所在地法院管辖,这对订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现实生活中,在签订协议之后,当事人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变更约定地址的行为时有发生,若约定的地址随着实际地址的变更而发生变化,则必然导致管辖规则的混乱。   第三,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2条的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规定,即使约定的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法院管辖发生变化,也不影响其签订协议时的住所地法院仍对该案有管辖权的效力,这是维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双方原约定的管辖法院对作为权利义务承继者的卢某依然具有约束力。   三、移送管辖之规定   约定管辖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他法院已经立案的,应移送有管辖权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0条的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在本案中,双方已就管辖法院进行书面约定,虽然个体工商户在当事人起诉前注销,但其不足以影响约定管辖法院对其仍有拘束的效力,因此,约定管辖法院对本案仍有管辖权。若其他法院已经立案的,应移送有管辖权法院管辖。 [详情]

  • 用配偶账户收钱还钱 债务人称非共签共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律师:错

      2017年12月2日,张某向王某借款30万元,当日王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出借款项按照张某的要求转入其妻子李某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坪分行的账户,张某向王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某现金3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借款利率按照月利率3%支付。并注明该款转入李某账户。   借款到期后,王某仅收到通过李某账户分三次转入的12万元。后经王某多次催收,张某并未支付剩余本金及利息。二者因此产生法律纠纷。   提问:通过债务人张某的妻子李某账户进行收款和还款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李某对该借款的同意,能否认为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   【律师解答】   李某是张某的妻子,以其名义开通的银行账户收款及还款的行为应推定其知道该借款的存在,对该借款双方达成了合意或追认,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具体理由如下:   2018年1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条与《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相比,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新的规定,更加强调夫妻共同债务的“共债共签”,明确了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按照立法者的解释,夫妻作为平等的主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有权知悉涉及婚姻家庭利益及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的重要信息,在此前提下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共同债务行使平等处理权,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双方地位平等、享有平等处理权的应有之义。如此规定有利于保障夫妻一方的知情权、同意权及决定权,有利于保护“非举债”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故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除包括“共债共签”原则下的共同签字行为,还包括事后追认及其他共同意思表示。   本案中,李某虽未与其配偶张某在借条上签字,不属于“共债共签”的共同签字认可行为,但通过以其名义开通的银行账户收款,可以推定王某对该收款是明知的,对该借款也是知情的。对于该收款的性质是否为借款,在后期以其账户还款的事实可以推定李某也是知情的。   即使李某辩称该银行卡虽以其名义开通,开通后就由张某持有和使用,自己并不知道该卡的具体用途。但李某能够证明该卡实际由张某持有和使用,也应视为李某将该特定银行账户的支配权授权给张某,基于该授权行为,通过李某银行账户的收款及还款行为在授权范围内,也可以认定李某对该借款是知情的也是同意的,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其他共同意思表示”,故本案借款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详情]

  • 未取得抵押权人同意 普通债权人能否对拍卖房屋申请以物抵债?

      2018年1月,法院在处置被执行人吴某价值588.7959万元房产以清偿债务。该房产于5月份经法院一拍流拍、二拍流拍,最后以保留价329.8万元变卖仍未成功。   2018年9月,经普通债权人蔡某、吴某、汪某向法院申请对该房屋以物抵债,但未取得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形下,执行法院裁定在优先扣除抵押权人210万元的优先受偿权所占64%份额后,其他三名普通债权人各占13%、12%、11%份额以物抵债。   对于此种情形,执行法院在未取得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形下裁定以物抵债,抵押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以物抵债效力应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以下三种争议。   【观点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抵押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以物抵债均有效。   理由是:执行法院在优先扣除抵押权人房产所占份额后,并未侵害到抵押权。如果不裁定以物抵债处理,抵押权人的利息将继续计算,届时房子只能抵债给银行,甚至还不够抵债给银行,不仅会加重被执行人的债务负担,还间接侵害到了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权益。   第二种观点认为,普通债权人的以物抵债有效,抵押权人的以物抵债无效。   理由:因以物抵债以申请人同意为前提,该案只有普通债权人同意,抵押权人未同意执行法院经网拍结束,即使变卖尚未成功,只要抵押权人未取得抵押权人同意,强制裁定以物抵债给抵押权人和其他三名债权人应认定无效。   第三种观点认为,抵押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以物抵债均无效。   理由:因抵押权人不同意以物抵债,其他普通债权人又拒绝补出相应价款,法院在此情形下强制裁定以物抵债已经侵害到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因此执行法院裁定的以物抵债均应认定无效。   【律师解答】   本文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以物抵债,是指在执行过程中以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折价交给申请执行人抵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用以抵债的物必须是被执行人所有的可以依法流通的物,在该物上没有设定他项权利或优先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31条第1款规定:“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该案拍卖标的经一拍、二拍、变卖均未成功变现,不能够实现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的债权,因此抵押权在此种情形并未消灭。因此,执行法院裁定将设定担保物权的抵押物以物抵债给抵押权人和普通债权人,该以物抵债裁定应认定无效。   第二,依据《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492条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者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该案抵押权人和其他债权人均有权在一拍流拍、二拍流拍变卖结束后向执行法院申请以物抵债,但前提是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该案普通债权人虽申请以物抵债,但却不肯补足抵押权人应当优先清偿所得价款,损害人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故执行法院裁定强制以物抵债裁定应认定无效。   第三,关于本案即使变卖成功且优先清偿抵押权人债权或者其他三名普通债权人愿意补足差价优先清偿抵押权人债权,使得抵押权消灭的前提下,则执行法院裁定以物抵债对普通债权人有效,对抵押权人不存在有效无效一说,因为其抵押债权已得到清偿。 [详情]

  • 朋友之间借用信用卡有效吗?违反银行规定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吗?

      2019年5月至6月间,黄某借用朋友曾某的信用卡消费累计达4万元未还。7月3日,黄某给曾某出具了一张欠条,并承诺信用卡欠款由黄某负责偿还。曾某在黄某未及时还款时,归还了上述信用卡透支欠款,现曾某要求黄某偿还4万元。   黄某认为,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59条规定,信用卡不得出租和转借。因此,出借信用卡行为属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发卡银行利益的行为,且妨害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   提问:本案中,黄某与曾某之间借用信用卡是否合法有效?   【律师解答】   黄某与曾某之间属于正常的信用卡出借,且不存在恶意透支情形,曾某已归还信用卡透支款项,应认定曾某与黄某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具体理由如下:   一、本案中不存在高利转贷、恶意透支的情形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本案中,曾某出于朋友情谊,将其信用卡出借给黄某使用,二人对借刷信用卡产生的欠款均未约定利息,属于无偿使用,曾某不存在高利转贷目的;曾某及时归还了黄某使用信用卡产生的欠款,本案不存在利用POS机非法套现以及利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恶意透支情形;黄某是经曾某的授权许可而使用曾某信用卡的,该使用行为与刑法禁止的冒用信用卡行为有本质区别。故曾某出借信用卡的行为不构成高利转贷,亦未触犯刑法。   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不得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   出借信用卡本质上属于持卡人以出借信用卡的方式,向借卡人履行支付借款义务的民间借贷关系。虽然持卡人出借信用卡行为违反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以及其与发卡银行之间关于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但因为《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而非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违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持卡人与借用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无效。   三、正常的信用卡借用行为难以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   因为对于借卡消费产生的债务,担保偿还的主体还是持卡人,银行不受借卡人有无偿还能力的影响,借卡人是否偿还的风险实际上由出借人承担,在持卡人事后及时归还信用卡欠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除例外情形,持卡人出借信用卡的行为对发卡银行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违规、违约行为,不能将其升格为损害银行利益的恶意串通行为,从而否定该行为对出借人与借用人产生的法律效力。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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